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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贤:中韩两个舆论场的比较

2014-07-28 10:58:52作者:来源:南方传媒研究38

 

李成贤

 

以前外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只有一个舆论场,即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介环境。最近外国人发现中国有两个舆论场:一个是政府的,另一个是老百姓的。前者是正式的,后者是非正式的;前者是官方的,后者是民间的;前者是国家媒体,后者是微博等个人媒体。目前,外界对中国微博的关注度非常高,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代表真正的“人民的声音”。

一些外部观察者认为中国出现微博是历史的必然。他们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人民的民主自觉性增强,对信息需求也增加;在全球化背景下,到过国外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人员的广泛流动也带来信息流量的大幅上升。不过,从笔者与中国一些有关人士的谈话得知,微博诞生的偶然性比必然性还要多,而这也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有关。

自 1994年开通互联网以来,中国进入全民上网时代。当时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看法主要是基于商业性考虑,没料到互联网会带来“信息爆发”。后来,政府聪明多了,他们观察到互联网如何轻易地超越国家边境输出信息,认识到互联网这种开放的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他们也目睹了美国 Twitter迅速变成社会网络的新主体,随即限制了它在中国国内的运行。不过,中国官方对互联网并非一味封锁,而是管理式开放:他们认可了中国也要出现自己的 Twitter的看法,这就是微博。当时的逻辑是,如果中国不能提供满足网民需求的替代西方 Twitter的渠道,很多中国人还是会 千方百计上Twitter,中国就会将这个信息平台让给西方。但是,当时政府也没预测到微博发展如此迅猛,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声音的主流平台,甚至成为官方媒体的竞争对手。

微博是“人民的喉舌”?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国首席代表孔珊最近对中国微博阐述了两个看法:第一,中国高层领导已经把微博看成代表“人民的声音”;第二,针对微博的闪电式传播速度,中国政府缺乏全面掌控能力。这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风险。不过,在一定意义上,“新媒体风险”正是新媒体力量所在。

虽然微博成为官方媒体的竞争对手,甚至成了监督官方媒体的渠道,有时还带给中国政府一些不便 (比如高铁事件、乌坎事件),但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封锁微博 (有些观察者确实认为中国官方会封锁微博,他们甚至提出具体的两至三年的时间表)。依笔者的理解,中国官方对微博的基本方针是选择式开放,而不是封锁。

再者,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不适用互联网,中国的发展就会落后。还有,微博其实给中央政府也带来不少好处,比如网民用微博曝光地方政府的腐败现象,使中央政府更容易监督地方官员。

此外,笔者认为中国微博覆盖率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微博已经成为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据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刚刚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中国的微博用户数量由 2010年底的 6311万猛增至 2012年 6月的 2.74亿,使用率增长近300%.最近中国手机上网人数已超过电脑上网人数,在地铁等场所人们经常上网看微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会随意关闭微博。坦率地说,在中国微博已经过了“卢比肯河”,势不可挡,无可挽回。如同报告所说,微博用户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也无疑增加了新媒体的影响力,从某种角度而言,甚至改变了新媒体的功能,强化了新媒体的言论表达功能。

笔者认为,存在两个舆论场并非“中国特色”。在中国的一些传媒研究者有普遍利用该说法的现象,笔者感到遗憾。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说法的滥用,让中国越来越被看成 “另类”,长此以往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很难展示其合法性,在其他国家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中国不能使用,因为中国很独特、有特色,它是另类。这不符合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自身利益。笔者比较认可的说法是两个舆论场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明显。

中国媒体和传播学者们开始用“舆论场”这个说法也是最近的事情。按照笔者的理解,目前没有达成共识的定义。不过,笔者倾向于把“场”这个词理解为“市场”的意思。也就是说,舆论场是“舆论市场”(public opinion market)。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市场有竞争,舆论也是被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跨国企业等等)试图占领的,是竞争激 烈的市场。从这个定义上看,目前中国有两个舆论场:政府主导的官方媒体和民间主导的微博。

以前,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问题时,往往听到的一句话是:“这是中国政府的看法还是中国老百姓的看法?”对中国政府来说,这种观点可能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外国人往往把中国分割成两个层面来看。不过,外国观察者以前在中国不好找“民间舆论场”,在学术界讨论也不容易。目前,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不少西方研究者把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等同于中国政府态度的习惯。但是,微博出现之后,“两个舆论场”可以说是正式出台,讨论越来越活跃。

中韩“两个舆论场”的对立案例分析两个舆论场的存在并非中国特色,韩国也有类似的问题,韩国官方立场和老百姓的看法往往不一致,而且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这也很正常。只不过在中国两个舆论场的对比比其他国家更明显。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世界范围内政府和人民在见解上的“悖离”。

比如韩国天安舰事件。2010年 3月 26日,天安舰在韩国西部海域值勤时因发生爆炸而沉没,舰上 46名士兵死亡。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经调查,于 5月 20日正式发表天安舰是受到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而沉没的。但是,事后,韩国舆论调查显示韩国老百姓当中 30%的人不相信天安舰事件是朝鲜干的,这让韩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立场很尴尬,甚至韩国一个民间团体寄给联合国一封信,反驳韩国政府的立场。下面是当时围绕天安舰事件不同调查的报道。

韩国内部声音不一致增加了韩国政府在说服中国时的难度。由于地缘政治原因,中国在朝鲜问题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再加上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韩国政府把天安舰事件提交联合国。最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谴责天安舰遭到袭击。但没有指出凶手是朝鲜,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韩国政府提出的证据是旁证,而朝鲜自己说不是他们干的。

当时中韩学术界谈论天安舰事件时,中方学者们往往提出他们不相信天安舰事件是朝鲜干的理由之一是韩国一些老百姓也不相信。“你们自己不少人不相信,怎么让我们相信?”,笔者还记得一位中国学者这样反驳。

笔者不是军事专家,缺乏说明天安舰事件真相的权威。不过,当时韩方提出的解释之一是韩国是民主社会,老百姓如果不相信政府的说法,可以公开表达,不怕后果。不过,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韩国政府在国内宣传上的努力可以说是不成功的。政府和老百姓声音的不一致导致了外交上的失败。

回到中国,当时中国官方媒体针对天安舰事件发表的文章跟中国政府口径一致,这很正常。不过,笔者感兴趣的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否也有另外一个“舆论场”?笔者去找的地方就是微博,并且找到了一个中国微博用户直接声明中国政府对天安舰的看法不代表他个人看法。这个例子显示了有些网民把微博看成是发表个人见解的平台。笔者对此进行了简单的调查。

虽然以上样本缺乏科学代表性,而且不容易进行反复调查确认 (“天安”这两个词在新浪微博往往搜索不到结果),但也可以得出微博网民对朝鲜的看法比中国官方的看法更多样,内容也更丰富。中国官方媒体对朝鲜的报道是一边倒的积极的、善意的,但是笔者的初步研究表明,微博作为中国的“非官方性信息通道”对朝鲜的看法并非都是积极的,也不完全是消极的,是披露了更多样性的看法。

讨论:两个舆论场沟通的可能性在《人民的选择》中,传播学者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提出了一个传播模式,按照这个模式,舆论领袖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然后舆论领袖的反应和行动会影响大众。但是,微博改变了这种模式。那么,现在,随着微博的出现,该模式要改变成:大众—>微博—> 舆论领袖的模式。如果说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提出的是上层(舆论领袖)到基层(大众)的模式的话,微博传播模式则是从基层(大众)到上层(舆论领袖)的模式。最近很多在中国发生的媒体事件都是由民间主导的这一事实就证明这一点。

考虑到最近微博引发的民间声音使得中国政府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比如惩罚贪官),笔者认为微博已经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舆论场”,而这个舆论场往往跟中国官方媒体主导的舆论场竞争。传播学者郭卫华等认为: “《人民日报》是个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得喉舌。那就完全失去了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由于国情的原因,中国网民以前不想公开发表自己的立场,但是微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微博的成功是因为微博满足了社会成员的“传播欲望”,这也符合“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使用不同的沟通渠道,满足一定的认知和情感需求 (Lin and Atkin, 2007)。

那么,中国“两个舆论场”的时代是否可能持续发展下去?虽然有些观察者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封锁微博,但笔者认为中国官方愿意积极应对所谓“新媒体风险”。网络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空间,政府很难通过禁止的方式将其中不利于自身统治的信息根除。 那么,如果笔者预测准确的话,紧接着的有趣问题是这两个舆论场在未来会不会出现“沟通”的途径?微博的出现本身表达了大众对现存舆论场不满而寻找“alternative”(另外选择 )的含义。不过,从辩证的观点看,不排除两个舆论场沟通的可能性。有了“正”,然后出现“反”,然后再出现两个一体的“合”,这就是辩证法的逻辑。笔者认为,微博带来的所谓“新媒体风险”其实并非新媒体本身的风险,而是社会、政治体制需要变革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两个舆论场的“一体化”将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杨拂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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